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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险“精神红灯区”

 2018/07/10/ 11:31 来源: 作者:张衍荣

  “广广们胆忒大,居然……”

  当年的国人“共识”,至今言犹在耳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,当举国纪念这一伟大创举时,我心潮起伏,浮想联翩,不禁想起许多往事,尤其那趟“精神红灯区”探险,仿佛就在昨天!

  那是一九八二年,一个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日子,我们启程去兄弟省市取经——学习运动队文化教育先进经验。科长领着我们一男两女,一路马不停蹄,经北京、天津、沈阳、大连、上海,于五月初风尘仆仆赶到羊城。

  生平头一次到广州,一切都分外新奇:湿热清新的海腥空气,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气根如髯的古榕树,“奇装异服”的红男绿女,不知所云的广东话,莫名其妙的“喝早茶”,声色迷离的“发廊”屋,神秘兮兮的鱼骨天线,嗲声嗲气的“靡靡之音”,满大街的港台电视、录像……珠江之畔,南国都市的别样风情和氛围,以及浓郁的商业气息,完全不同于历来因循守旧的中原腹地。

  当时我三十郎当岁,大学毕业分到省体工队不久。按说,既当过两年知青,又有过八年工厂经历,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阅历、见识都应该不算太缺了,可我还是像个刘姥姥样,东张西望,惊奇不已,仿佛一夜之间跑到了异国他邦。

  我们的公务活动,包括饮食起居,全在广东体工队所在的二沙头。那是珠江上的一座沙洲岛,棕榈夹道,修竹掩映,风景格外秀丽。岛上建有庄园别墅,我们就下榻在别墅的一号楼里。据介绍,毛、刘、朱、周等中央领导,以及越南主席胡志明都曾在一号楼里住过。其陈设之高档豪华自是不言而喻。

  说实话,一个禁锢已久的人,偶然到了那么一个繁华之所,宽松之地,又住在那么一个温柔之乡,恰逢改革开放之肇始,哪里愿意转身就走!

  同来的两位女士也和我一样,她们悄悄来到我房间,高低要我去找头儿说说,争取在广州多呆两天。

  我说,这怎么可能呢?头儿是单位的“第一夫人”,名叫马玉音,一个很招人爱的名字,可偏偏单位的人都头痛她,讨嫌她,当面喊她马科长,背后却叫她“马太”,即“马列主义老太太”。她五十出头,一张苦瓜脸,一头“清汤面”,鼻梁上架副老花镜,镜腿老是用胶布那么粘着缠着。手里永远提着一只又老又破的人造革公文包,里面始终装着笔记本和钢笔。她不苟言笑,终日一脸严肃。我到新单位半年多,从未见她笑过一次,更别说那种无所顾忌的开怀大笑了。

  尽管与她接触不久,但我对这种人实在是太了解了。虽然我的心情比她俩还迫切,可这口如何能开呢?面对两女士的撺掇,我不得不报以牙疼似的苦笑。我说,你们数数看,这一路上,她在哪里让我们喘过一口气?

  我扳起指头,北京、天津、沈阳……一一数给她们听。

  是啊是啊!她们也都频频点头。

  我说,从大连到上海,两天三夜海轮,按说也该歇歇了吧?可白天都叫她占去了,政治学习,讨论什么姓资姓社问题,雇几个工算剥削,几个不算,长途贩运算不算投机倒把,投机倒把是不是搞资本主义,是不是犯罪……

  两人相视一笑。

  你们不要觉得可笑。我正色道,说规矩话,要不是我设法打破,她真恨不得夜晚都拿来开会呢!

  其中一位挖苦道,那是关心你,怕你迷失方向啊!

  我不想跟着打趣。我说,不错,到上海后你们是去逛过城隍庙,看过外滩,我也去过《萌芽》编辑部,可那是她安排的?

  不是,不是。她俩连连摇手,要不是有四五个钟头的等车时间,她才不会发那个神经病善心呢!

  两位的揶揄让我也忍不住笑了。我说,利用等车的时间,我去拜访编辑,人家心里那可是一百个不乐意啊,总认为我这个语文老师写小说是不务正业,对我是一肚子的火,一头的包,你们倒好,要我去找她,这个口我能开吗!

  不料她俩却不认可。一位向另一位递个眼色,另一位便很诡异地冲我一笑,你不是人家的“政治秘书”么,怎么不好开口?

  得得得,少拿我开心。我冷笑道,你们又不是不清楚,我和她思想上就不是一路人。这次带上我,你们以为是重用?狗?!捉刀代笔写材料!指望一个写手去左右她,门都没有!

  那不见得。她们反驳我,老师们有目共睹,虽然你常把人家顶得一愣一愣的,可大家发现,她其实还是蛮愿意听你的呢。这,该不是冤枉话吧?

  我既不能点头,也不便摇头。不错,我确实顶得多,但那也都是以理服人啊,怎么能说是愿意听我的呢?就说老师们印象最深的那次坐班之争吧——

  当时我是个“新贩子”,文化科也才成立不久。讨论制度建设时,“马太”力主老师坐班。我想,我们每周就上三个半天的课,外加两个晚自习,哪有必要搞得像个衙门样,天天八小时坐班呢?明显形式大于实际意义嘛!于是就和“马太”理论了起来。

  我不客气地说,科长你信不信,我躺在床上都是在上班?

  “马太”一愣,冷冷地看定我,镜片后面是一闪一闪的冷光。张老师,你怎么能这样说呢?

  我清楚,她话里还有潜台词:你那小九九我知道哩,不就是想多弄点时间好去写小说吗?

  我理直气壮地说,老师是脑力劳动者,与体力劳动最主要的区别,或者说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没办法想歇就能歇。体力劳动,放下工具就歇了,脑力劳动做不到。我举个例子您听。最近,我在备课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,书上不是有篇课文叫《岳阳楼记》吗?可它为什么不记楼呢?一个字都没有!这是我以前从没注意到的,现在注意到了,想了许久,有时躺在床上想得脑壳疼,却没法停下来。您看,我躺在床上思考与教学有关的问题,是算上班呢,还是算下班?还有,尽管我琢磨了很久,却至今没有答案。您说,万一有哪个运动员问起来,我该怎么回答呢?

  不料,向来无所不知的“马太”一下子被问住了,老师们也都面面相觑。

  我说,为什么要老师坐班?说穿了,不就是个信任问题吗!马科长,不是我有意跟领导抬杠,上班时间有没有干私活的?我不敢说没有。但是,那只是极个别。而且,就是这“极个别”,也不见得天天都这样。可以说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自觉的,敬业的。因此我认为,对老师们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信任。

  老师们相互会意,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。“马太”的脸色自然很难看,但此刻我也管不了这些,我得顺道把她的潜台词也给挑明了。我说,您可知道,一个优秀的语文老师,应该具备哪“三个一”吗?

  “马太”转动着钢笔琢磨了半天,胸有成竹地答道,一个正确的政治立场,一个健康的思想状态,一股顽强的工作作风。

  明显地,逻辑上出了问题。我不禁微微一笑,难道一般的老师就不要这样了吗?很明显,您这“三个一”并不是优秀不优秀的标准,更不能用它来衡量语文老师。真正优秀的语文老师,应该具备这样“三个一”:一笔好字,一副好口才,一手好文章。

  “马太”又是一怔。

  我说,字是用来板书的,口才是用来讲课的,而文章呢,则是用来身教学生,激励他们勤奋上进的。因此,语文老师写小说,不一定就是不务正业。当然,这些话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,而是从我的老师,一位资深教育家那里听来的。

  讲到这里,我下意识地瞟了她一眼,发现那镜片后的冷光忽然不见了。

  自此之后,“坐班论”无疾而终,而科里的每周例会上,凡我发言时,她都要在本子上记一记。

  这便是她俩说的所谓“马太”爱听我的。

  但也要说明的是,老人家对我也盯得更紧了,隔三岔五就要跑到我住的集体宿舍里来晃一晃,看似关心,实际就是查岗,看看这货上班有没有干私活,是否言行一致(有一回甚至还碰见了我两个到城里来看病的孩子)。我当然也心知肚明,她内心深处对语文老师写小说还是耿耿于怀的。

  我对她俩说,是不是冤枉话,那要看怎么说。我觉得至少不像你们说的,好像总对我言听计从似的。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。人家不仅对我有看法,而且还时刻都在提防呢。因此,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!

  俩女士哪里肯死心!一计不成又生一计,她们将我一?,说,你有权把枪口抬高一寸呀!

  我扑哧一笑,连电影台词都搬出来了!女人一旦着了迷,你怎敢不下水啊!我笑道,怎么个抬高法?

  她们坏坏地一笑,你不晓得把材料写慢点?

  呵呵,这倒是个办法,我笑道。来广州途中,“马太”就曾交代过,争取在广州就把考察报告初稿拿出来,以免回去后手忙脚乱。我耸耸肩,表示接受这馊主意。但我也要把丑话说前头,我说,你们可不兴把老汉卖了啊!

  晓得的,晓得的。两女士眉开眼笑,我们晓得招呼(注:感谢)的。

  可谁料,精心策划的小阴谋还没来得及实施就破产了。原因是我们到达广州的当晚,天老爷突然变脸,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雨袭击了整个南部中国!一连数日大雨滂沱,电闪雷鸣,铁路中断,机场关闭,别说不想走,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。

  更出乎意料的是,天涯羁旅,我们在那个花柳繁华之地,一呆竟是整整半个月!

  “马太”急得跳脚,天天一见面就不厌其烦地盯着我反复问:“这怎么办呀,张老师?”

  老人家就是广东人。她操着夹里半生的广东普通话,一个劲地翻来覆去这么穷问,那个罗嗦劲弄得我又好气又好笑。当然话也要说回来,看得出,这一次她是真没辙了,的确是诚心诚意想让我帮她出主意。两女士则窃喜不已,暗中不断给我使眼色。

  怎么办?该取的经取了,该开的会开了,该写的材料也写了。说良心话,我也麻脑壳啊!万般无奈之下,我不得不按照她老人家的意识形态,鼓足勇气给她支招,建议利用这“无奈”的机会,就地给我们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教育。说白了,就是旅游一下,把广州城里的“革命胜地”都逛一逛。这要在以前,打死我也不敢,可眼下就不同了,我敢断定,在这特殊时空里,只要冠以革命的名义,她就决没有不干的道理。果然,还没等我说完,老人家就欣然同意了。

  但是,问题也随之而来:黄花冈、沙面、中山纪念堂,甚至包括五羊公园、广州动物园,又能经得住几“教育”呢?

  上面那些地方都“教育”光了后,我便硬起头皮,试探性地向她提出,能不能让大家去逛逛“群众街”?

  别看这问题有点可笑,可在当时却是很犯忌的。

  出发前,“马太”给我们开过会,定有若干“政治纪律”: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问的不问,不该传的不传,不该看的不看,不该听的不听,不该去的不去,等等。而在她老人家的观念中,“群众街”就明显属于我们“不该去的”地方。

  所谓“群众街”,那是不能望文生义,好像只有群众才能去的。其实,它是广州人的智慧结晶。那时各地普遍存在的群众互市的自由市场,在全国大割“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时候遭到取缔,即使到了八十年代,这种群众有需求,民间有活动的市场形式,也依然处于地下状态。精明的广州人为了规避忌讳,便给它取了个很幽默的名称,叫做“群众街”。当时全国也只有广州才有“群众街”,而这条街上的廉价舶来品,如化纤衣料、尼龙服装、电子手表、计算器、打火机、折叠伞、人造革背包等,都是抢手货,各地客商争相贩购,因而“群众街”家喻户晓,名噪一时。

  可在“马太”那里却无异于禁地。“什么‘群众街’?明明就是自由市场么!做生意的广州人也学会了玩文字游戏!”

  老人家曾在不同场合,尤其政治学习会上有人提到“群众街”时,多次表达过这种怒不可遏的愤慨。在“马太”眼里,所谓“自由市场”就是倒买倒卖的地方,就是惟利是图、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,就是精神上的红灯区,共产党员,革命干部,岂可以朝那里跑的?

  我担心“马太”会尴尬,会教育,会生气,甚至会动怒,因而话一出口便有些后悔,若非两女士连日来老娘们吹枕头风似的不断在我耳边叨叨,我也断乎不敢往这上面想。于是,我赶紧补充道,我们去那里没有别的意思,也只是想看看能不能买点便宜货?

  当时在场的人鸦雀无声,场面静极了。我仿佛一个等候宣判的囚犯,心砰砰乱跳,不敢直视“马太”镜片后面的眼睛。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,老人家居然破例没给我们“上课”,更没有生气,只是思忖片刻便表示同意。我至今无法揣度那一刻她究竟是个什么心理?

  她声音十分低沉地说,既然大家都想去,我就带你们去一次。不过,有些事你们一定要注意……

  大家都默不作声,只听她缓缓说道,一是要保管好钱包,那个地方扒手很多,手段很狡猾。二是只用眼睛看,别说话别吭声,广州人跟上海人虽然不一样,但是也很欺生。三是看好要买的东西先告诉我,你们自己不要先开价,讨价还价的事由我来。四是不买的东西,千万不要打听价钱,不然,他一听外地口音就会缠住你。五是莫沾火星别惹事,万一有事了也不要怕,我在广州有亲戚……

  天哪!说老实话,那一刻我对“马太”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动。她的思想虽然有点偏激,但从她的“注意事项”里,你不难感受到她对自己要求很严,对下属充满善意,遇事有担当,肩膀还特别硬。

  就这样,在“马太”的带领下,我们终于去了趟“群众街”。

  那是一条偏僻的老街,两边是参差不齐的门板商铺,中间是光溜平滑的石板路,整条街上人山人海,商贾如云,各种商品更是琳琅满目,堆积如山。目之所及,到处都是肩挑背驮,拥挤不堪的小贩。从衣着打扮上看,他们来自全国各地。如此规模宏大的“自由市场”,明目张胆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,难怪外地人要说“广广们胆忒大”呢!一股春风拂过心头,望着人头攒动,争先恐后的客商,我不禁暗叹,只要一脚踏进来,踩的都是钱啊!

  谁都不难看出,广州将此街辟作“自由市场”,自有苦衷,但对国家而言,既弥补了各地的商品不足,又让群众得了实惠,焉非不世之功!分明是连接外部世界,搞活中国经济的桥头堡,同时也没见天塌下来,怎么能罔顾事实,硬说这里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呢!

  我们跟在“马太”身后,在水泄不通的人堆里挤进钻出,奋力前行。老人家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只听她不时操着叽里哇拉的广东话跟人搭讪,同时又把对方的话翻译给我们听,压根就没考虑我们会不会中“毒”。

  好不容易挤到一家卖化纤衣料的店铺门前。进店之前“马太”低声告诉我们这家的货不错,价钱也公道,如果想买,可以放心买。但是,挑好了后千万别声张,讲价的事一定得让她来。

  我对这些没甚兴趣,一是自己不在行,二是囊中羞涩,因此只是相跟着挂挂眼科,也就是上海人说的“白相”。

  进得店里,只觉得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,品种那叫一个多,花色那叫一个全!两女同胞仿佛漏网之鱼,眨眼间不知钻到哪里去了,我则像个跟班小厮似的不离“马太”左右。

  不大一会,两女士又突然出现我们面前,悄悄示意“马太”,说她们已选好了衣料。“马太”不动声色,尾随其去看罢货后,将店老板请过来,用广东话开始讨价还价。

  也不知她对老板说了些什么,只听老板叫苦不迭,而一旁的一位女老师则不停地笑,显然她能听懂广东话。最后的结果是,老板的开价竟被砍去了三分之二!成交后,老板拿出纸和笔,表示愿意立下字据,“马太”则摆摆手,表示没有必要。

  整个过程硬是把我这“老外”搞懵了,正欲问问时,只见“马太”又跟老板叽里哇拉比划上了。她伸出右手巴掌,掌心向下按了按,接着稍稍压低一些又按了按。这回我算是弄明白了,她是在比划小孩的身高尺寸。老板点点头,连忙搬出两匹不同的料子,放宽尺寸后各剪下一截,包好交给她。

  出乎意料,这一次“马太”没有讨价还价,而是直接从她那只烂提包里翻出钱来付款。老板抱拳打躬,一再表示感谢。

  就在这当口,我忽然发现一旁的女老师突然不笑了。我很诧异,连忙问原因。那女老师悄悄说,你还不知道哇?刚才科长对老板说,她家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大的是女孩,小的是男孩。一个这么高,另一个这么高,从来都没有穿过‘的卡’,因此想给他们各买一块衣料带回去,好让他们惊喜惊喜。你知道的,她就两个儿子,大的刚结婚,小的连对象都还没有,家里哪来这样两个孩子?

  女老师的话让我有点犯晕。

  你怎么还这糊涂啊,她?我一把,科长是给你儿子姑娘买的!

  啊,我不禁大吃一惊!未及我开口,马科长就不容分说地将包好的衣料硬塞到我手中。

  张老师,快拿着,别扯。我不爱拉拉扯扯,也不会这一套,你是知道的。马科长一反寻常,语气中充满恳切,你不是说想买点便宜东西吗?可是……一个家在农村的人,上有老下有小,本就不宽裕,还得管弟弟妹妹。长兄如父,你的担子不轻啊!

  我得承认,马科长的话的确说到我心坎上了。

  眼下正是你最困难的时候,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说到这里,马科长忽然轻声一叹,要说呢,也怨我能力有限,无法帮你脱贫解困。我能够做到的,也只是看见一点帮一点,想到一点帮一点。因此也希望你能理解这个不称职的领导,理解我这个老太婆老大姐……

  不曾料到,马科长一席话,竟把两个女老师说得热泪盈眶。店老板也不禁有些愕然。

  当然,最受感动的还是我。古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时。马科长的暖心话,连同她刚才砍价与不砍价的举动,让我蓦然瞧见了一颗真诚而又善良的大姐心。我没有大姐,从未享受到来自大姐的母爱,不料今天却突然间得到了!我怎能不百感交集,喉头发紧啊!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,生怕不争气的眼泪流了出来,赶紧用手背拭了拭眼睛。

  我将衣料装进黄挂包,感激地说,马科长,我也不讲客气了,您的心意我收下,也替孩子们谢谢您。我的困难怨不得别人,更怪不到领导头上,要怪也只能怪我自己不争气……

  不,张老师,马科长打断道,要说你不争气,没人会相信。不信,你问问她们。

  她指指两女同事,两人连忙异口同声证实,是的是的,如果说你还不争气,那我们这些人干脆就无地自容了。

  说话间我们出了衣料铺,可话匣子打开的马科长意犹未尽。

  还有啊张老师,你登在《萌芽》上的那篇小说很感人呀!我看完后都流泪了。她打着手势说,一个孤佬生产小队长,为了维护集体利益,生前得罪那么多的社员群众,死后却全村父老乡亲不避忌讳,都自愿去给他送葬。你如果不争气,不去深入思考,能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来?

  见我未持异议,她愤然道,有人嘲笑搞体育的是“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”,我不服啊,张老师!你们哪里晓得哟,我是多么希望科里也能出个作家,让我们体育工作者都扬扬眉,吐吐气呀!

  闻听此言,我们不禁一惊,飞快地交换眼色,那意思是,这还是那个我们认识的“马太”么?

  可是呀,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办教育,不是抓创作。她不无遗憾地说,我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,摆正自己的位置。

  哦,我不禁恍然大悟……

  但是,她忽然话锋一转,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不能有所作为了。我们不是搞教育的么?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老师的辛勤工作,让运动员队伍里将来也出一批作家呢?要说,这才是我更加盼望的啊!

  谁能想得到,一个成天八股话不离口的人,内心深处竟藏有如此感人的抱负呢?

  马科长兴致勃勃,尽情展现她的美好梦想。她说,我真希望体委也能改革改革,成立自己的作家协会呀。解放三十多年了,我们的训练场,比赛场……出过多少英雄人物!要知道,这里也是诞生英雄史诗的地方啊!可是,英雄史诗呢?没见一部!为什么?不就是没有自己的作家么!

  听着马科长的侃侃而谈,我们如饥似渴地四望观光,那模样说来可笑,仿佛恨不得一口把整条街都吞下去样。忽然,两位女同胞驻足喊住了马科长。原来,她们发现了一家皮包专卖店。

  “你们不是都有吗,还想买呀?”马科长不解。

  两位女士相视一笑,意味深长地说,您领导都作了贡献,就不兴我们也表示表示呀?原来两人决定合买一只新提包“表示”给她。

  结果推扯半天马科长才接受。她将旧包举到眼前,十分惋惜地说,莫看烂呀,它可是我从‘五七干校’带回来的呢,拎了十几年,舍不得呀!

  一位老师故意抢白道,哎呀,就是个文物又么样呢?该扔还不是得扔!今天机会蛮好,不正是又一个值得纪念的新起点么!

  是的是的,你说得对,的确是个新起点。马科长满面春风。

  我估计,她八成听出了对方的弦外之音,要不然,老师建议她换眼镜时,她怎么会一语双关,说这事别人替代不了呢?

  返回二沙头后,我才得知科长砍价时对老板说了些什么。原来,这里是她少年时代的伤心之地。她家曾在这条街上开了家有名的绸缎庄,与驰名天下的瑞蚨祥、谦祥益不相上下。爷爷过世后,祖上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业,不几年就被吃喝嫖赌的父亲败得一塌糊涂。因为听信谣言,解放前夕父亲带着小老婆逃到南洋去了,家里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母亲独力支撑。她从小就是看着母亲做绸缎生意长大的,有多大赚头她能不清楚?

  懂广东话的老师说完这些后,跟我提了个耐人寻味的问题。她说,我们科长的确是个好人,就是不晓得以后她会不会还当“马太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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